■郭英剑
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
在近期本专栏的三篇文章中，我重点探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要裁撤美国教育部、削减联邦政府经费迫使高校实施改革，以及高校的应对措施。这一事件背后有一个问题令很多人困惑——美国顶尖高校一直以财力雄厚闻名世界，如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常春藤盟校甚至宣称“富可敌国”，这次为何会因为区区几亿美元就屈服于联邦政府的压力？
哈佛成第五所被施压的常春藤盟校
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多所顶尖大学采取了削减联邦经费的措施，主要原因是指控这些院校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事件。
这其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当其冲，已失去4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而特朗普和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母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约1.75亿美元的联邦资助被削减。上周，另外两所常春藤盟校——美国布朗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也都受到影响。美国联邦政府计划冻结布朗大学约5.1亿美元的联邦资助；普林斯顿大学也有多个联邦研究资助被暂停，具体金额尚未公开。
据美国媒体4月6日报道，几天前，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份罗列哈佛大学必须满足的各种要求的清单，作为获得近 90 亿美元拨款和合同的条件。4月3日，美国联邦政府在写给哈佛大学校长的一封信中，列出了与政府保持“持续财务关系”的必要条件。这与哥伦比亚大学在面临数十亿美元经费被削减的威胁下被迫作出改变的要求函类似。
由此，哈佛大学成为特朗普政府施压的第五所常春藤盟校。特朗普政府称，哈佛大学“未能从根本上保护美国学生和教职员免受反犹太主义暴力和骚扰”，要求哈佛取消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课程，并禁止在抗议活动中佩戴面具，否则哈佛将失去联邦资助。
白宫呼吁哈佛大学“进行有意义的治理改革”，并任命能帮助落实信中要求的校领导。信中还要求哈佛大学与国土安全部和其他联邦监管机构 “承诺全面合作”，并“进行必要的组织变革，以确保全面合规”。信中还要求哈佛大学在招聘时摒弃基于族裔和性别的偏好，代之以“择优录取”的制度，并要求哈佛大学“通过组织结构和人事行动证明这些变化是持久的”。
不过，白宫并没有给出哈佛接受这些要求的时间表，只是要求哈佛“立即合作”推行改革。据报道，哈佛大学确认收到了这封信，但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事实上，过去的一周里，哈佛大学已经解雇了该校中东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暂停了哈佛大学神学院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重点的课程，并终止了与约旦河西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的合作关系。
美高校压力前所未有，领导层动荡不安
在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如此这般被联邦政府集体性的施压是从未有过的。这给涉事高校的领导层带来了巨大震荡。
3月28日，哥伦比亚大学临时校长卡特里娜·阿姆斯特朗在同意改变几项政策，以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仅一周后，因无法协调校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压力，宣布辞去临时校长职务。
阿姆斯特朗是前校长米努什·沙菲克于去年8月宣布辞职后接任的，但在短短7个月后，她就辞去了这一职务。沙菲克在任期间，校园内爆发了与加沙冲突相关的学生抗议活动，她因对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面临各方压力，进而提出辞职。
阿姆斯特朗在任期间曾试图在满足联邦政府要求与维护校园自治之间寻求平衡，但在执行政策时出现矛盾，导致校董事会对其处理能力产生质疑。最终，她选择辞职。目前，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会联合主席、资深记者克莱尔·希普曼被任命为代理校长，直至找到正式继任者为止。
多个原因导致美顶尖高校选择“屈服”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对高校的施压措施，已经引发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关注。但在“抵抗”与“屈服”之间，高校似乎都近乎“屈服”地调整立场。对此，很多人质疑美国顶尖高校的捐赠基金规模庞大，为何不据此对联邦政府说“不”。
必须承认，美国顶尖高校的捐赠基金的确规模庞大。据报道，截至2024年年底，美常春藤盟校的捐赠基金规模前四名的排序为——哈佛大学约520亿美元、耶鲁大学约414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约341亿美元、哥伦比亚大学约148亿美元。不过，这并不代表着这些高校据此就有了说“不”的底气，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财务现实，尽管常春藤高校拥有巨额捐赠基金，但其财务管理有着严格的使用限制。
其一，这些捐赠基金大多投资于长期资产，如房地产、私募基金或长期股票投资，其流动性相对较差，短期内难以迅速变现。但联邦经费通常以现金形式，按年、按季度支付，以此形成大学日常运营、科研项目及学生资助的直接资金流支持。一旦被削减或停止，大学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来源。
其二，大学进行的诸多基础研究和创新项目直接依赖于联邦资助。联邦资金的减少将直接导致研究项目停摆，影响聘用的科研人员、博士生和博士后等人员的工资和研究经费，进而冲击学校的科研生态系统。
其三，常春藤盟校虽然有丰厚的捐赠基金，但大学财务健康依赖资金来源的多样性。联邦经费作为一个关键资金来源，一旦被移除，将提高大学财务的整体风险，迫使高校在预算和项目运营上作出重大调整。
其次，除了直接削减经费外，联邦政府手中还拥有多种“施压工具”。比如，联邦政府可以启动合规性调查，以涉嫌违反1964年《民权法案》等联邦法律为由，要求大学提供大量文书资料，甚至提起法律诉讼。这些调查程序耗时耗力、成本极高，即使最终高校被证明无过错，过程本身也足以严重干扰正常的校园运营和管理。再比如，联邦政府可以调整税收政策，如取消或减少大学捐赠基金的税收优惠，直接影响高校财务安全和捐赠者意愿。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新的监管规则或颁布行政命令，增加高校在招生、研究伦理、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监管成本和风险。
此外，即便不直接取消拨款，联邦政府仍可以通过人为提高申请门槛、增加审查要求、延迟资金发放等方式，增加高校获得联邦资金的难度和成本。
再次，大学作为公共机构，必须维护自身在学生、教职员、校友、捐赠者和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与声誉。特别是对于常春藤盟校而言，它们极为珍视其长期树立起来的社会威望，这种威望本身也是其招募学生、教职员和吸引捐赠的重要资本，与政府的对抗则可能带来媒体的大规模负面报道，尤其在政治敏感的议题上，高校一旦被卷入其中，或将导致其形象受损。
在处理校友、捐赠者的关系方面，不同立场的校友和捐赠者可能因政治问题撤回资金或减少捐赠的意愿。如果高校被认为与政府立场严重对立，则可能失去一些主要捐赠者的信任与支持。要知道，捐赠者偏好稳定的政策环境，不喜欢高校频繁卷入争议或政治冲突中。因此，学校在面临政治压力时必须谨慎行事。
与之类似，如果高校与政府公开对抗，家长和申请学校的学生也可能会产生顾虑，担心高校的资金稳定性、政策稳定性，甚至担心未来就业机会等，从而影响高校招生的吸引力。
最后，在我看来，这些顶尖高校看似选择了“屈服”，但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战略上的权衡和妥协。具体而言，大学采取的妥协姿态通常是暂时性、局部性的，如调整某些特定项目、发布政策声明、配合政府进行有限范围的审查等，以换取长期稳定。从长期战略角度看，这些学校更愿意通过司法诉讼、游说、联合行动等方式逐渐摆脱不利局面或争取有利政策，而非直接对抗联邦政府。
总之，常春藤盟校的选择貌似简单的“软弱”或“妥协”，实则是在深度权衡后，基于财务安全、法律风险和声誉维护所作出的战略性应对。这种姿态反映了大学的复杂性与审慎性及其对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现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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